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措施”)出台一周多，秘密接触和入境人员集中隔离时间由“7+3”缩短为“5+3”，取消亚秘密接触和高风险外溢人员“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各项防控措施的调整点燃了无数期待，但在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新问题。
从政策上看，“二十条”可以明显缓解各地在疫情处理中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如隔离资源紧张、隔离室不足等；流量压力大，流量调节人员不足等。
但在具体实施中，基层防疫人员也有不少顾虑:调整措施必然增加“漏网”风险，发布病例可能更多，医疗救治可能面临压力。
随着“二十条”的落地，一些早期的变化已经开始显现。我们找了7个不同情况的普通人，有的在等着入境香港，有的是密切接触者但没有集中管理，有的在外面流浪了一个多月，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成了压力最大的角色，有的检疫人员24小时待命。县医院和收容所医院的两名医生正在为未来一两周可能出现的医疗压力做准备。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医生支援收容所:收容所几乎住满了病人，医院已经腾出了空病房。
不久前，我被临时转到收容所医院接受治疗。当时疫情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逐渐扩大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感染高峰，许多医生被转移到避难所医院进行支援。
现在，这里所有参与抗击疫情的医务工作者都忙得不可开交，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很正常，领导们经常开会到凌晨两三点。
目前各区的收容所医院已经开放，准备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如遇重症、危重症，将送至定点医院治疗。
这段时间以来，疫情形势不容乐观。我所在的收容所医院在“20条”出台前基本都是感染者，我原来的单位这两天甚至还专门做了一栋楼准备收治。
在疫情上升期，我们担心秋冬季感染人数会继续上升，部分可能发展成重症和危重症。
另外我们也很担心医院感染，尤其是急诊、ICU、心内科的病毒突破，会很麻烦。随着社会防控措施的放松，一方面医院感现在无法发生，另一方面患者也无法推卸。医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我所在的收容所医院，无论是帕昔洛韦还是阿夫定，防止轻症转为重症的药物都有库存，并且已经被部分重症患者使用。
在收容所医院，我遇到了很多无奈的事情。大多数感染者仍然对被感染有强烈的恐惧。
比如有一些轻症患者吵着要我们给他们治疗。其实这些患者基本不需要医疗干预。他们可以在收容所医院多休息几天后康复。
我们是医生，但有时也要在收容所做一些辅助工作。大部分感染者之前都接受过多次对话，轮到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语气不好或者不耐烦的情况。即使是作为一个骗子。我们医院用的手机号都是同事自己办的电话卡，很多都因为被患者举报为诈骗电话而被封了。
北方某县某医院院长:一旦疫情冲击医疗系统，也许我们会把它改成收容所。
“20条”已经实施一周多了。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外界担心的医疗挤兑。相反，许多病人已经自愿离开了医院。
这里的一些市民不敢出门。每个人都会担心出去的路上会遇到谁。如果是阳性患者或者是阳性无症状感染者，被感染不划算。
人们担心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感染后巨大的财产损失。今年上半年我们县阳性病例多的时候，会把阳性病例的房间全屋消毒，难免让人担心。
现在，所有的市民都认为，连洗花、中药，甚至漱口水、维生素C都有用。他们可以在家里预防，病情严重也没必要去医院。愿意来县医院的病人就更少了。
某医院住院人数从900多人减少到700多人；我们医院从800多人缩减到500多人。除了冠心病、心绞痛或一些复杂的疾病等在家治不了的病，其他病人都不来医院。
作为一个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我难免有些担心。县里核酸检测的频率并没有降低，只是秘密联络人员解封了。
如果社会积极性提高，肯定会传染给基础疾病患者。如果一个人既有基础疾病，又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该怎么办？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县里的医院就不够用了。
我国出现了一些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县里正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现在县里有两个传染病医院，一个是县里固定的传染病医院，一个是卫生院改造的第二传染病医院。
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医院临时改建为收容所医院，为期一个月。避难所建成后，医院的被褥全部被烧毁，很多医疗器械消毒后被销毁，很多地方的天花板脱落。我们刚刚翻新了它，并在夏天重新开放。
县城有两个比较大的隔离点，是今年9月份之前建的。两个隔离点加起来超过1000个房间。最近县里在一个房间放三张床，可以容纳3000个无症状或者阳性的病人。这也是一种应对措施。
但是，如果后期疫情冲击了医疗系统，也许我们会把它改成收容所医院，这样的循环又来了。
街道工作人员张毅:一周前被送到隔离点供养。
我的一天从凌晨3点被闹钟叫醒开始。
秘密核酸检测结果通常在凌晨3点出来。如果不是阳性，第二天就可以在家隔离。
正常情况下，我会提前一天把第二天要“解除隔离”的人员名单发到街道，街道会检查这个人是否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符合条件的，正常“解离”带回家，加3天居家隔离。如果不符合，就在检疫点待8天。
“二十条”出来后，紧配合的隔离“7+3”变成了“5+3”。我们早上4点睡觉，7点起床，继续工作。我们紧急隔离了一群人。
如果有一批密切接触者要来这里隔离，我们会先在系统里收到一个名单，问“街乡”(街道、乡镇)预计什么时候有人来。比如他们说凌晨三点来，大家还没找到地方休息。我街上的同事在做防疫工作，3天只睡了10多个小时。
秘密接收者来的时间还不确定。派遣有个过程，通过社会筛选在“街乡”找到一个“杨”。这个单元楼的人联系紧密，他们会向疾控中心申请在系统内转运。疾病控制和批准，名单发给了我们。医疗队收到名单后，会决定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谁能接，谁不能接。
隔离点内还有隔离区，隔离区内外没有接触。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监控屏幕，可以监控从下车到检票的全过程。紧绷的关节都穿着防护服，但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大白”走路很慢，需要别人搀扶。一定是个老人。我们会通过对讲机和区里负责医疗的同事通话。如果知道对方是个老人，就会多问一些细节。
办公室里有两部座机和一部公用手机。居民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打电话。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解离”日期可以算出来，我只能一一解答。
一个人一开始脾气很好，但是因为核酸结果迟迟不出，脾气渐渐暴躁起来。他四十多岁，与儿子相依为命。他的儿子就在附近。他今天走了，但他昨天就该走了。昨天白天风平浪静，晚上逐渐变得平静。我每小时打一次电话，直到晚上10点。
“我们进来容易，出去难。我只向公司请了8天假，现在晚了一天。如果我出去，我会再被拘留3天。我的工资呢？孩子这么小，还得上学。成绩下降了他该怎么办？”他在电话里说。
晚上10点以后，他就不怎么说话了。很明显，他的声音很疲惫。大概是因为他儿子吧。他的孩子十一二岁，正是吵闹的年纪。
我们只能向上面反馈，无法与核酸检测机构取得联系。我们区反馈，医护人员通过医保疾控反馈，两边催促，都没用。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核酸结果为什么这么慢。反正最后还是出来了。
在隔离点工作的时候你要一直握着这根弦。24小时待机，手机不能静音，办公室和宿舍两点一线。
在隔离点工作了一个多月，我心烦意乱。烦躁是慢慢积累的。偶尔会觉得很烦，会想到为什么还不出门。也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接受了现实。
花，街道社区工作者:当地疫情爆发，隔离资源不够，所有的压力都到了社区。
20条发布当天，我们在这里宣布了一个积极的应对政策，解除所有子触点的集中隔离。这可能也和最近疫情的爆发有关——这里的隔离宾馆几乎爆满，几乎没有地方集中隔离大量的秘密联系。移除第二秘密连接的隔离可以为秘密连接腾出空间。
紧密结合的“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也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但由于防疫压力，基层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比如很多在隔离点负责防疫的“隔离宾馆专班”，在集中隔离的起始日就开始灵活调整。
疫情总会有时间差。比如一个密切接触者，1号和一个阳性病例有过接触，但是工作人员可能要到2号才能通过疫情联系到他，3号把他送到集中隔离点。以前实行7+3的时候，默认大家都是从近距离暴露时间开始计算隔离时间，也就是从第1天开始。8号可以离开集中隔离点，实际隔离5天。
现在改为“5+3”后，隔离点有人认为集中隔离5天时间太短。为降低感染风险，隔离时间应从密切接触者进入隔离点的当天即第3天开始计算。换句话说，秘密连接离开隔离点需要8天时间。
我可以理解隔离点的决定是在最近疫情比较严重的背景下做出的——集中隔离的第5天和第6天，很多病例都检测为阳性。因为没有具体的起点，区级防疫指挥部也没有规定，这就给政策的执行留下了不确定性。
但结果，所有的压力都转移到了我这样的社区工作者身上。不管隔离多少天，按照流程，集中隔离结束后，隔离点会给当事人出具书面文书，让当事人交给街道，要求街道进行后续居家隔离控制三天。
实际情况会很复杂:如果当事人居住的地方不符合“单间单卫”的结构，那么所有和全家一起居住的人都要一起被隔离在家。另外，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居家隔离应该享受带薪休假，但很多居民在此期间只能拿到基本工资，或者需要用年假和加班来抵扣。
疫情已经过去三年了，居民要查询集中隔离时间的计算并不难。很多运气不好，被集中隔离了四五次的“老隔离户”，更是对隔离政策了如指掌。
在实际隔离时间被延长的人群中，总有一个人很抵触，但他不会去隔离酒店投诉。不满意的都是离居民最近的社区工作者。
我曾经一天接到一个人10次投诉，不断解释，不断道歉。我也试过找领导反映情况，为他申请解除居家隔离，但是领导不敢承担责任。在与隔离酒店沟通时，他们的态度也很不好:“我不管街道怎么实施居家隔离管控。反正我们按要求出具了居家隔离文件。”言下之意似乎是，看你的了。如果出了问题，与我们无关。
徐荣海律师:出差还是不方便。女儿问:“爸爸，我和单亲家庭有什么区别？”
我是律师，经常出法院办案。
11月12日下午，我从一个城市的低风险区出发，坐高铁去邻省的一个城市。因为车次码上有省外车次，所以要走“省外通道”出站。扫描健康码登陆核酸那里没多久，我的健康码下出现了一个红字——“社区健康监测已不到5天”。
这一天是“二十条”落地后的第二天，遇到了和上个月一样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本省的防疫政策规定，只要是外省人来，哪怕是来自低风险地区，哪怕是在绿码，理论上都可以在到达后5天内自由出行，但是公交、商场、公园，所有需要扫码的地方都对你关闭。
对于出差的商旅人士来说，这个政策很不方便。上个月，按照惯例，我在庭审前两天来到这个城市，为庭审做准备。因为“社区健康监测不到5天”，法院不让我进去，我只好把庭审材料交给我的当事人，让他出庭辩护。
这次我吸取了教训，提前六天到了这里。12日下午登陆后，注意到防疫“二十条”的消息。我意识到这里的防控政策并没有随着“二十条”的颁布而调整。
为此，我先拨打了当地的12345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登记了我的情况，让我等待反馈。我给酒店所在的小区打电话反映情况。对方说他们没有权限，让我联系区里的防疫部门，但是区里的电话打不通。
第二天，区里给我回电话，说省里正在研究如何落实新规。在新规定发布之前，将继续使用旧规定。之后连续两天拨打12345，一切依旧——直到第6天(即17日)我到了，红字才消失。
疫情以来，由于各地防疫政策不同，我经历了很多类似的不便。最有代表性的是10月7日因为出差离开家，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能回趟家。
10月中旬，我出差结束，准备买票回家时，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弹出来了，这意味着我买不到回家的飞机票、火车票了。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去的城市都是低风险的。
我在健康宝上做了投诉，同时打电话给我所在的社区反映情况。同时每天上传核酸阴性结果，继续抱怨。大约一周后，弹窗被解除，但我要去别的地方出差。
11月13日，无意中发现弹窗自动解除，但此时不敢回去，怕回去后不能去外地出差。
虽然已经出远门一个多月了，但还是比别人幸运。作为一名律师，没有工作要求，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办案，可以继续工作，有收入。
然而，有一次在我和上六年级的女儿视频中间，我抱怨道:“爸爸，我现在和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我有点难过。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旅行。孩子还小，才小学六年级，需要父母的陪伴。
互联网从业者林:作为一个时空伴侣，我被告知只要在家里被孤立。
11月12日，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早上8点多，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连串的电话吵醒。电话的另一端是疾病控制中心。“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你终于接了电话。”然后你问我们“11月9号晚上20点你们去过xx餐厅吗？”
这家餐厅的服务员被确诊，餐厅被列为高危区域。情况属实后，判定为密切接触者，按规定需要集中隔离5天。CDC要求我们向社区报告，并等待社区的反馈。
我马上起身收拾行李，准备去集中隔离点。一个小行李箱里装满了男朋友每天换的衣服。也给家里买了点快餐，等了一天也没给我们打电话。
自从疫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开始买30 ml的旅行服，在家和出差都方便。疫情下，人们出门一般不敢走太远，时刻担心异地感染的风险。
现在我对孤立没有太大的恐惧。相反，隔离是一种远离工作环境的方式。
今天是我被隔离的第一天。虽然我还是加班到晚上9点，但是中午睡午觉，晚上做晚饭。如果我想休息，我可以休息。没有人能控制我。我挺开心的。
香港媒体人:“二十条”后，想回内地的人增加了一倍。
我已经在香港住了三个多月了。“二十条”落地后，因为入境集中检疫天数减少了两天，很多人都想回去。
回去还得抢——申请摇号的人数增加了，从4000多人增加到9000多人。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守着卫生站的抽奖系统，登记哪天打算离港，每天期待自己从1000个地方中彩票。平均每三四天就能中一次彩票。
如果从香港直飞内地，在目的地隔离，单程机票至少要4000元。但如果先去离香港近的深圳，再从深圳坐飞机去目的地，只要机票在400元以内，差价就是10倍。
最经济的办法是坐跨境大巴。但“20条”后，跨境大巴减少了，黄牛票也水涨船高。
其他车辆也很紧张。香港到深圳或珠海的“Kimba”票每周二只能抢一次，很难抢到。58元起的公交车票，夸张到原价，黄牛可以卖到2000元。
黄金巴士票前两天刚把航班缩水了，从六个减到两个，相当于每天300人到100人的载客量。我猜测，可能最近国内疫情紧张，隔离资源不够，也在限制入境人数。